观点:武汉“习莫会”突显恢复原状 中印洞朗对峙“已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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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五(4月27日)起一连两天在武汉“非正式”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其间两人在两国媒体镜头下逛湖北省博物馆,又在东湖上泛舟、在湖边散步。印度中国研究专家谢钢教授(Prof Srikanth Kondapalli)为BBC中文撰文总结这次会晤所带出的信息,以及印方所透露的会面成果。

两位领袖的肢体语言显得很放松,从而展示洞朗地区(印度称都克栏,Doklam)的边防部队对峙已成为过去。他们也铺垫出日后双边与国际场合中,进一步正面互动的路线图。

这是自2015年中的西安互动以后,习近平主席第二次在首都北京以外接待莫迪总理。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访问印度时,莫迪总理同样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有类似安排,这次算是礼尚往来。

“非正式会面”机制是双边外交的新发明,对于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眼下配置成在世人面前“同步崛起”格局的国家来说,这被视为克服棘手双边问题的出路。

虽然这种模式排除了就任何有约束力的决议发表公开、联合声明,这还是被视为强化两位领袖之间战略沟通的办法。实际上,两人的多边或双边会晤不下十数次,但仍然觉得他们需要这样的专门会晤,既能稳定双边关系,又能正面地把议题塑造成国际领域的一部分。

要是我们考虑到习近平2013年6月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阳光之乡(前称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2017年初在海湖庄园的习特会,又或是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索契见面这些例子,我们就会知道这实际上就成了国际新潮流。

总括而言,这意味着有关领袖在不受其他官僚结构之类的束缚下,能彼此了解。虽然这类会面的影响既不明确,也不及时,但其对稳定双边关系的价值该受到重视。

对峙背后的共同利益

同样地,对双边关系而言,武汉会晤的成果也许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但在两位领袖的下一次正式双边会谈时将得到披露。尽管如此,一些较广泛的成果还是可以辨别出来。

两位领袖在首天会晤上就已经互相示好。莫迪感谢习近平两次在北京外接待他,并邀请对方在2019年访问印度。双方或明或暗地提起了历史与文化联系,还有两人肩负起全球40%人口的重担。

两人也触及了全球权力架构议题,指出要“共同实现民族复兴”。这似乎是在设法将中国梦与复兴——2012年中共十八大领导层换班之后风行中国的概念——与2014年印度新政府上台后提倡建设“新印度”的努力连系起来。

整体来说,两天的会谈在一个轻松的气氛下进行,意味着两国之间紧张关系得到缓和。来自中国军方的新闻稿(中国国防部4月份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示意中印双方可能在缓和因去年洞朗戍军对峙所引起的边界紧张方面达成相互理解。细节虽然仍不明朗,但有效的“建立信任措施”(CBM)——这是去年9月金砖国家(BRISC)厦门峰会举行之际两国领导人会晤所提出的想法——也许能逐步出台,以迎来稳定。

迄今为止,中印两国之间一共有六套“建立信任措施”,这些措施的价值在这次会谈中得到再三肯定。两国也许能作出更多努力,巩固既有机制。这包括两国两军之间的“手拉手”反恐联合演练。两国领袖提出有需要为两军制定“战略指引”,以营造有利于边界稳定的条件。

《人民日报》指出,中国所重视的是自由贸易和扩展经济联系。中国在过去40年于地球的这一边大步向前走,因此这样的目标显然易见。与此同时,两位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发言中均提出支持全球化进程,反对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这意味着这次会面在经济层面该有达成一些实质成果,尤其是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与(时任的)辛格总理在其联合声明中同意建设——但至今尚未成事——销往第三地的制造业专区。智能城市、能源项目、技术发展等,都是中印合作的相关领域。

两人在武汉还就舒缓贫困项目,以及透过重组借贷机构投票权来改变世界经济秩序、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两国领袖同意探索在阿富汗联合投资。这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主意——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双边互动——但鉴于美国为首的多国军事部队一旦撤出该国会带来不明朗因素,中国与印度希望能透过把“不稳定”的论述转移到经济发展之上,向该国提供一个正面的替代选项。

两国也在应对恐怖主义方面达成理解,中国和印度都认定这是对彼此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把“三害”(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视为头号挑战,一些报道称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到叙利亚加入所谓的“伊斯兰国”武装组织,中国继而在加强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和平使命”军事演练之余,也跟叙利亚开展反恐合作。

同样地,印度也将“跨境恐怖主义”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中印两国领袖在武汉会面上指出,双方均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重申两国过去将近20年的立场,只是由于北京与伊斯兰堡的密切关系,合作交流鲜有活跃。

另一合作领域是社会范畴,尤其是如何展示彼此优势,以达致互惠互利。

中国职业教育进展一日千里之际,对印度的信息科技培训需求甚殷。同样地,中国的社会保健制度发展纯熟,印度药剂业则已透过仿制药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在应对西非埃博拉病毒、萨斯(SARS;又称非典型肺炎、沙士)、禽流感与其他流行疫病方面的努力广为人知。也许日后在这些领域会达成协议。

最后,文化关系是另一个巨大的领域,涉及扩大人与人的交流、电影、举办书展和展览,以至于学生和专业人才、文化队伍交流等。

在第一天会面之际,两人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文物,同时强调了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两国在这方面都拥有极其广泛的资源。两国领袖也在拓展旅游业,且专门透过激发佛教相关旅游方面,达成了协议。

“事过境迁”

以上多点既非创新,亦不让人意外。这意味着经历了去年洞朗事件对双边关系的严重挑战后,中印关系恢复原状。

然而这次会晤还是让双边关系设好了正面走向。这既是双边同时受压的结果,也是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使然——美国开打贸易战的担忧、叙利亚导弹攻击、朝韩和平计划的“红利”等。两国领袖举行如此的非正式会议,以推进正面发展,理应居功。

也许,武汉会晤并未促使中印两国领导人作出任何惊人宣布,但向世界各国与区内国家说明,世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愿意就争议话题多作沟通,致力达致边境地区和平与稳定,把对话导向互惠共赢的结果。即便是两国领袖均未发表任何明确的声明,提出共同推进国际利益,两位领袖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足以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由此,武汉会晤对中印双边关系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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